论“五四”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

2019-12-08 06:49| 发布者: admin

 

  在时期,中国党通过发表纪念通告或通电、刊载纪念文章或社论、出版纪念特刊或专辑、举行纪念大会或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五四”纪念活动。通过举办纪念活动,科学地界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有效地进行了动员、理论诠释,也使五四精神得以传承、五四运动的历史局限得以超越。由此,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表达和释放。

  其一,借助纪念“五四”界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举行纪念活动时,往往要对纪念对象进行历史定位,通过历史定位为纪念活动的必要性提供论证与支撑。五四运动之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同看法,或认为它只是,或以为它仅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它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认识是不足的。中国党在纪念“五四”时,则注意从的高度来认识,赋予五四运动以的意蕴。在1923年纪念“五四”时,陈独秀提出,五四运动的“真价值”就在于“现出一点的空气”,开始从的视角评价五四运动。1924年,中央发表第十三号通告,即《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其中申明五四运动有两个重要意义,即“恢复国权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概括凸显了五四运动在上、文化上的意义,将五四运动视为爱国运动与文化革新运动的统一。1925年,瞿秋白在《五四纪念与民族运动》一文中提出,“单认五四是学生及思想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上的意义”。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分划中国之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这既肯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从民族主义出发强调了五四运动的意义。与此同时,张太雷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回顾了近代民族运动发展的历程,断定“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开中国的新”。这一判断,实际上承认了五四运动在中国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在此基础上,1939年纪念“五四”时,明确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彰显五四运动性质、意义的定位,成为此后中国党评价五四运动的基本准绳。可以说,通过五四纪念活动,中国党逐步明确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形成了对于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共识。

  其二,借助纪念“五四”实施动员。青年是重要的力量,借助纪念“五四”表达主张,阐释意愿,容易引起青年的关注和共鸣,有助于强化动员、表达的效果。1923年5月,李大钊在《纪念五月四日》一文中,便号召青年“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之工具”及“对现政府立于的地位”。“组织民众”与“”政府,既明确了青年肩负的使命,也指出了青年参与的路径,无疑具有动员的效果。1925年纪念“五四”时,瞿秋白申明了“召集国民会议,实行普通选举,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等主张,这是借助纪念“五四”所进行的广泛动员;张太雷则要求青年“逐渐集合在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尽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的成功”,这同样具有足够的感召力与吸引力。不难看出,国民时期,中国党十分注意利用纪念“五四”动员青年、促进青年力量的整合。抗日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活动的动员效能发挥得更为充分。1938年5月,利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之机,倡导青年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动员的旨意十分明确;周恩来则为《新华日报》题词,寄望青年发扬“五四”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其目的也在动员。借助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在《五四运动》一文中申明:“的,或不的,或反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提出这一标准,其实践指向在于动员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民众中去,变成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肩负抗战的责任。动员青年正是这篇纪念文章的落脚点。解放战争时期,纪念“五四”仍是中国党进行动员的重要契机。在修改新华社社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在其结尾还特别加上“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和平的新主义中国而奋斗”一语,以鼓舞士气,提振人心。纪念“五四”与青年群体密切相关,中国党借助纪念“五四”所进行的动员,对于激发青年热情、激励青年参与民族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三,借助纪念“五四”进行理论诠释。五四运动既是新主义的历史起点,也是建构新主义理论的实践依据。当纪念对象与理论本身密切关联时,借助纪念活动将人们带回历史的时空,置身历史的场景,将理论诠释奠基于历史的基础之上,有助于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五四”纪念活动也就成为诠释与传播新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勾勒了新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说明了新主义的开端、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随后,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进一步诠释了新主义理论。他说:中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中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而的骨干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主义的”;中国的目的是建立“人民的共和国”。这里,把新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梳理得十分清晰,是对新主义理论基本内涵的全面解读。可以说,“五四”纪念活动促进了新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其四,借助纪念“五四”传承五四精神。五四运动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立场、党派不同,对五四精神内涵的理解及从中提取的精神资源并不完全一致。1920年4月,陈独秀指出:五四运动与此前的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其特有的精神,这就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并要求青年“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李大钊基本认同这一概括,认为学生“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所以要把“五四”当作纪念日。他寄望青年学生“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也就是要使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发展。中央发表第十三号通告时指出:“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中央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纪念五四和宣传活动的着眼点,正在于发扬五四精神。1924年4月,恽代英在为纪念五四撰写的文章中,也奉劝有人心、有血性的青年,“研究怎样保持而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担负历史的责任。因此,国民时期,尽管对于五四精神的内涵看法不一,但都认识到了五四精神的传承价值与意义。1932年,瞿秋白发表《五四与新的文化》一文,申明“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这里所说的“五四的遗产”,本质上就是五四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党一方面因应民族独立成为压倒性主题的历史背景,强调弘扬五四精神的爱国救国内涵;另一方面,针对“五四”时代已经过去、五四精神已经过时的论调,要求接受科学与发展,以张扬五四精神的时代意义。如《群众》周刊所发表的《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科学与》、《“五四”课题的重提》等文章,呼吁弘扬科学精神与精神。此外,适应新启蒙运动的需要,《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以彰显“五四”启蒙精神的价值。因此,在纪念“五四”的过程中,中国党注意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来阐释五四精神,进而实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其五,借助“五四”纪念活动反思五四运动的历史局限。纪念“五四”是为了超越“五四”,完成“五四”开启的与思想启蒙,而要实现对“五四”的超越,就必须认清五四运动的历史局限,总结和借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瞿秋白在纪念“五四”时指出,由于受美国总编威尔逊的欺罔,“相信帝国主义者能够帮助我国争取什么人道正义”,所以“专偏于排日的一方面”,导致在反帝的问题上有所保留。这种反思有助于认清西方列强的本质,明确反帝的任务。又如张太雷在探讨“五四”时指出,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究其原因,一是劳动群众参加的甚少,二是没有组织、没有政党领袖。这里,实际上说明了广泛动员群众及政党领导的重要性。在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时,对于知识分子不愿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偏向提出了批评。当时,知识分子满足于空洞的理论说教,缺乏深入实际的热情,有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这是五四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一再倡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当说,新主义的胜利,与对五四运动历史经验的反思与借鉴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主义时期,尽管“五四”纪念活动的规模有大有小,纪念的形式有所不同,但“五四”纪念活动一直没有中断。从纪念“五四”中可以看出,纪念活动是动员、理论诠释、精神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绝佳时机,纪念活动在新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此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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