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社会精英怎么做才算牛?

2019-11-28 06:00| 发布者: admin

 

  这是中国传统的牛年,也是五四运动90周年、建国60周年……或许这个牛年具有很多特殊的含义。然而,世界金融风暴仍然没有过去,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国人注定要度过相当困难的一年。

  在面对困难与逆境之时,我们总是可以从传统文化中信手拈来“同舟共济”、“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等等成语。克服时艰固然需要树立一种共同的信念,而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具备同舟共济的共同意识,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由此,我们不能不正视近年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分化与断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风险。

  在过去两年中,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成为最显著的社会景观。矛盾的激化始于2007年初。当年,吴敬琏在上炮轰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一言既出,这位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老人成为众矢之的。到了夏天,茅于轼因“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精英治国”论而引起巨大的争议。在2007年尾,张维迎又因“大学涨学费对穷学生有利”而再次引起争议。到了2008年,中国社会精英与草根的矛盾则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公共意见的对立在逼捐王石、范美忠临震先跑、秋雨含泪、掌掴阎崇年、茅于轼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山寨文化大批判乃至一系列的十教授上书事件中频频现身,而在高房价的背景下不少房地产商的救市、挺市言论,以及暴跌引起的救市与唱空之辩,激发了一场商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短兵相接。对此,有受争议人士认为,之所以会引起争论的罪魁祸首有二:一是左派捣乱,二是民粹主义非理性发作。然而,却鲜有受争议者反思自身言论中所流露出的精英主义的傲慢,而这也正是草根炮轰精英的焦点所在。

  纵观这场持续发酵了两年的PK,草根的矛头直指商业精英与知识精英两个群体。民众最为反对的是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联盟,知识精英利用“窃取”的公众话语权而为商业精英的利益代言,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并进而侵害民众利益。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以及缺乏有效的证据,草根对精英的批判与攻击,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以及盲目性。这也令某些遭受争议的知识精英感觉非屈,认为是无妄之灾,拒绝对话甚至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试图让消音。这反倒在社会上令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尽管,争论的人事繁多,但错综复杂的表象难以掩盖争议的核心是利益之争,是话语权之争。其直接结果是导致民众对精英的认同不复存在,精英为民代言的“合法性”丧失。

  这场草根与精英的对决之所以发生,实属必然。首先,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方利益博弈的必然,利益冲突与意识对立在公众视野中更加明晰。在民众看来,在近年来的房价狂飚、通货膨胀、暴跌中,其利益受损者地位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精英把持改革话语权产生了失望甚至不满。

  其二,在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机制下,民众与精英的决裂非常正常。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渠道,知识精英实际上也缺乏真正的为民代言的合法性。过去三十年间,民众对知识精英的信任主要是基于文化传统以及习惯,而知识精英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等也主要依靠自我道德约束。这种缺乏法律与制度基石的代言关系,注定是脆弱的。另外,中国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又是最成问题的,不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要在体制内生存,而且很多知识精英偏偏又长袖善舞,在宦海、商海沉浮。所以,在利益矛盾激化之时,民众抛弃知识精英亦属正常。

  其三,互联网时代以技术进步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屏障,使民众的自我启蒙成为可能。这既动摇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者的地位,以及其作为社会启蒙导师的权威。互联网既从技术手段上削平了身份的高度,也通过提供海量信息,打破了精英及教育机构对知识的垄断。网络使公众获得了接受信息以及意见表达的双重主体地位,这就带来了众声喧哗,知识精英的声音无论再响亮,也只是淹没在其中的一种。在一个民众可以进行自我启蒙的时代,精英自然不可能继续高高在上。

  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上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因面前的任务感到谦卑。”这与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当是一个意思。牛年到了,应对严峻的社会形势,草根与精英未必达成共识,但精英保持谦卑的姿态,俯身向下,却是消除对立,走向和解的开端,也是认清现实,找到对策的必须。

 

关于我们|新闻投稿:zfdstxwb@163.com|主管主办:贞丰县新闻中心||贞丰在线 ( 黔ICP备13004079-2号  

公网安备 52232502000003号


GMT+8, 2019-4-7 15:13 , Processed in 1.085150 second(s), 15 queries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