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模式的社会建构

2019-09-25 14:02| 发布者: admin

 

  周怡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首席专家

  ■由传统到现代,社会主导的信任模式将从亲密情感关系向契约合同关系再向普遍主义的信用关系过渡。

  ■目前中国出现的信任危机,与中国人赖以习惯了的家本位-人际关系信任模式、国本位-系统依附信任模式息息相关。

  ■通过建立各行各业的职业规范、发展积极向上的志愿性团体或组织,能够营造基于制度认同的公民信任文化,以此促进社会力量的不断成长,实现国家-社会“双强”格局。

  大凡可以被称作“模式”的现象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和存在形式,即理论上“模式”与“分析类型”相对应。就信任模式而言,西方学界的讨论众说纷纭,但其中存在三种互为关联的归纳,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颇具借鉴意义。

  首先,社会学领域内人们通常用卢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将信任区别为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两大模式。人际信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系统信任则体现人对群体、对机构组织抑或对制度的信任,同时也包括非人际间的群际或组织信任。卢曼提出系统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取代是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

  其次,近些年不少研究沿卢曼的区分,将人际信任进一步拓展为基于熟人关系的“特殊信任”和超越熟人关系而面向陌生的社会他人的“一般信任”模式;并认为一般信任最终会替代特殊信任而标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及国家的进步。弗兰西斯·福山、罗伯特·普特兰、雷丁(Gordon Redding)等人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存在着高度信任、低度信任抑或稀薄信任的国别差异;中国被归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低度信任范畴。

  再次,与卢曼的系统信任相仿,祖克尔(Lynne G Zucker)在提出基于过程的信任、基于特征的信任以及基于制度的信任这样三类型划分下,特别强调了制度信任模式。他将制度信任界定为人对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的依赖;即认为,传统习俗、合法的资质、契约合同等能够成为信任双方不可逾越的且必须具备的制度化保障;也认为,最终那些微观个体的基于过程、基于特征的信任,一定会被制度信任取代而成为整合社会秩序的一个长期且便捷的重要维度。这一发现同卢曼提出的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的观点保持一致。由此,刘易斯(David Lewis)等人撰文将祖克尔的制度信任等同于卢曼的系统信任,而将其基于过程、基于特征的信任对应于卢曼的人际信任;并强调系统信任抑或制度信任的出现象征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由传统到现代,社会主导的信任模式将从亲密情感关系向契约合同关系再向普遍主义的信用关系过渡。显然,刘易斯等人提出的双过渡本质含有两层信任模式的替代:社会制度环境的控制模式(契约合同等)对情感模式的取代,以及制度安排下的信任文化模式(普遍主义的信用)对制度信任控制模式的取代。假如藉新制度主义观点,将制度看成是由现存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的文化规范这两部分组成,其中后者乃制度安排长期作用的结果,以习俗、共享价值观、共同信仰等文化形式作为表征的话,那么,制度信任模式也就囊括了两个层次:一是反映现存制度环境约束的契约性信任关系;二是在共享信念或信仰基础上建构共同预期的自觉性信任关系。后一种模式通常表现为某特定社会、社区或共同体历史积累的集体经验形成的信任文化。刘易斯认为这类信任文化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系统或规则系统,通过规范和价值观鼓励行动者自觉对他人、对组织保持忠诚和信任,以达成普遍主义的信用关系。可以设想,基于制度的信任一旦将制度约束或制度控制的信任上升为普遍自觉的信用关系模式,高水平的基于共享价值符号的人际一般信任便会蔚然成风。无疑,它能够为社会秩序提供良好的整合基础。

  总的来说,在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两大论述中,反映人际信任的特殊信任模式与一般信任模式;反映系统信任的制度信任被一分为二:带有契约的管控性制度信任模式和富有共享意义的自觉性制度信任模式。而在不同水平的信任模式阶梯上,我们还可看到,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取代人际信任、一般信任取代特殊信任、自觉性制度信任(信任文化)取代管控性制度信任,将标示社会的进步;制度信任尤其是具有信任文化意义的自觉性制度信任,是社会成员达成或提升一般信任水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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